昨天上午，南京浦口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一起非法买卖信息案，一名90后小伙为了推销业务，先后花了800元和1850元，从他人手中购买了南京中小学生家长以及2013年江苏高考考生家长的信息。小伙被抓后，贩卖信息的“上家”也被警方抓获归案。记者了解到，在总共77万条信息中，有47万条准确有效。然而，对于这些信息从何处泄露，“上家”称也是从别处获得，信息已经被倒卖多手，自己也不清楚“源头”。
案件
90后小伙购买个人信息被抓
1990年出生的何某自大学毕业后，就到南京浦口一家信息技术公司工作，专做短信群发业务。这家公司的运营模式是，获取个人信息来做短信业务，根据客户的需求，发短信给特定人群。
2012年8月，有一做教育培训的客户急需相关信息，可惜何某所在的公司资源匮乏，公司老板周某给了他一个联系方式，是南京一家网络公司负责人的电话，对方姓余，曾和周某是“老同事”。经过一番讨价还价，余经理答应以800元的价格将38万条学生家长的信息卖给他，几乎涵盖了南京所有的中小学。
2013年6月，何某跳槽到南京一家银行做小额贷款业务员，主要的工作就是每天打电话推销。可是，初来乍到的他，手头根本没什么资源，就在这时“救星来了”。
“他（指余经理）主动找我，说手里有江苏省高考学生家长的信息，问我要不要。”何某转念一想，也许有学生上大学需要助学贷款，于是又花了1850元购买了39万余条个人信息。
何某没想到的是，自己一个推销电话还没打，就被警方抓了。
77万条信息中47万条是有效的
那么，何某在购买这些信息的时候是如何“验货”的呢？据他称，每次交易前，业务员会将学生家长的信息以截图的方式发过来，然后自己就选几个打电话“测试”，如果和显示的学生姓名、学校等信息是一致的，就证明是真的。
记者看到，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办公室出具的证明上显示，经过比对，何某获取的39万多条2013年江苏省高考考生家长信息，匹配率92.3%，也就意味着36万条信息是有效的。
而根据南京市教育局的比对，何某非法获取的38万条南京中小学生家长信息，匹配率28.9%，这说明其中的11万条是有效信息。检方最终认定，何某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数量为47万条。
建议量刑十个月至一年两个月
在庭审中，何某一再强调，自己购买信息的行为并没有给这些学生造成损失，而且买卖信息，是营销行业的“潜规则”。“如果没有信息，你怎么打电话？”何某还反问在场参与庭审的人，“你们应该也接触到一些保险和贷款方面的信息，也接到陌生人电话，按理他们都该抓。”
浦口检方认为，何某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数量巨大，超过10万条就属于“情节严重”，而且出发点是为了自身获利，因此建议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至一年两个月；而何某的辩护律师则认为，何某购买信息的行为，有一部分是在领导授意下完成的，主观恶意不大，并且至今没有造成严重后果，因此建议轻判至六个月有期徒刑。法院并未当庭宣判。
这些信息是从哪泄露出来的？
在何某的供述中，余经理的名字被多次提及。作为个人信息的“供货方”，余某坦言，自己获取信息的渠道多种多样，对于企业信息，他们是靠一款专用软件在网上自动搜索生成的；而对于学生家长的个人信息，则多是靠中介、培训班，甚至学校内部的朋友获得的，还有的则是从网上再找“上家”买的，价格不菲。根据余某的供述，36万余条江苏省高考考生家长信息，他就是以1200元的价格通过网络从一个“上家”购得，然后再加价四处兜售。据了解，余某以及何某的前任老板周某，也因涉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即将被提起公诉。
家长质疑主要环节在学校
那么，余某的“上家”又是从哪儿获取信息的呢？对此他称，信息到自己手中之前，已经被倒卖了多次，说不清“源头”。承办此案的法官介绍，由于技侦手段等各方面因素的限制，无法得知泄露源头。
对此，记者采访了一些家长，有人认为，可能通讯运营商把家长的信息“卖”给相关机构。有人认为，很多智能手机的一些应用软件被恶意绑定有盗取信息的程序，电话本与信息都有可能在机主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窃取。
但在更多家长看来，学校可能是信息泄露的主要环节。曾经有一项158名家长参加的调查显示，96人表示，“学生信息被泄露”的主要环节是“学校”，占总数的61%，此外，58人认为，是“相关政府部门”，占总数的37%。
法官
管理漏洞
造成信息泄露
本案中，根据余某的交代，他电脑里的个人信息数据已经超过了100万条，光企业的资料就将近50万，其次是教育、业主和车主的信息。
法官表示，根据以往判决的案例，可以总结出的是，机动车销售、房产中介、银行、电信、医院等行业及其从业人员往往有机会接触、掌握大量公民个人信息，这些行业在公民个人信息管理上存有漏洞，再加上从业人员法律意识不强，易造成信息泄露，因而成为个人信息泄露的“重灾区”。
呼吁制定
个人信息保护法
目前，泄露个人信息、非法买卖个人信息的行为屡禁不止，尽管刑法中有“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”加以约束，但其实真正能够运用到刑罚制裁的并不多。
***刑法学教授王钧认为，究其原因，是我国“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”的构成要件容易让人“钻空子”。刑法规定的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是指，“以窃取或者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国家机关或者金融、电信、交通、教育、医疗等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，情节严重的行为”。
王钧认为这里面，对“情节严重”并没有细化。“这种表述，每个人的理解会有不同，司法实践中难以认定。”王钧认为，我国也没有法律明确，当非法获取个人信息“情节不严重”时应该怎么处罚。
王钧认为，制定一部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刻不容缓，应从立法上明晰个人隐私与公共信息涉及的不同范围界限，明晰公权力进入个人隐私范围的界限，明晰哪些公共信息可以开放或共享等。
江苏代表曾建议
立法保护个人信息
在过去不久的两会上，“个人信息安全保护”成为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之一。全国人大代表、南京邮电大学校长杨震提交了一份关于启动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立法项目的建议，他认为，在大数据的时代，个人信息安全保护刻不容缓，建议尽快启动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立法。杨震认为，这并非危言耸听。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，个人信息泄露防不胜防。
新“消法”要求经营者不得泄露消费者信息
新“消法”明确提出，经营者及其工作人员对收集的消费者个人信息必须严格保密，不得泄露、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。经营者应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，确保信息安全，防止消费者个人信息泄露、丢失。在发生或可能发生信息泄露、丢失的情况时，应立即采取补救措施。对于泄露、出卖消费者个人信息的经营者，除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外，还要承担行政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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